1919年的夏天，刚满五周岁的我，循着哥哥姐姐的道路考入了敬爱的母校——北京高师附属小学。由于当时附小的大门座落在厂甸胡同内路北，因而一般人把母校常叫“厂甸小学”．两扇大铁栅栏门的右侧，是号房(传达室)，由一位叫翟文的老大爷值守。他既严肃又和蔼，虽然监视出入校门同学的纪律，同学可都乐于接近他．我的同胞兄弟和姐姐李光熙，李光彦(现名李观博)、李光祚、李光锐、李光静、李光颐，直到我自己的子女李志娟、李志嫒，李志娣、李志雄、李志雍，李志雅、李志珊的童年，都是在母校的培育下度过的，因此我的家庭和母校有悠久的联系和深厚的感情．我入学后，国语的第一课从“人，手、足、刀、尺、山、水，田、狗、牛、羊”学起，到了初小三年级才学习新兴的注音字母拼音．算术的内容好像比现在小学教学课本浅一些．副科中有一门“乡土”，内容介绍了北京的地形和当时内外几个城门名及一些主要名胜，回忆起来还不如今天北京市游览地图的内容丰富。由于当时没有公共交通工具，所以一般居民很少外出，偶尔节日到前门大街看看装着五色电灯的五牌楼就感到很新鲜．另一门副科是“修身”，教导我们怎样尊老扶幼，尊师爱友，回忆其中许多内容就像是讲“五讲四美”似的。每天下课后放学前，轮流值日做大扫除，翻椅挪桌，水擦地板，就这样培养我们从小讲卫生爱清洁的好习惯。当时全校的教室都集中在大楼中，一个风雨操场(就是现在的礼堂)专为风雨时上体操课用。母校北院还有几间教室，是为了高师同学平时实习教学用，在下午和晚间给没有机会上学的儿童办了一所“平民学校”．在当时的旧社会里，大城市中的小学教育都不能普及，和解放后新中国无法相比。
1922年原有的初小、高小的学制改为六年一贯制。当时我国科学技术落后，工业不发达，更顾不上教具制造。可是母校的老师们却自力更生想方设法采集昆虫，自制鸡、兔动物标本，使同学能受到直观教育．用木头做成人形，中间挖空放在水中，讲解比重、浮体力学知识，用废镜片自制幻灯和望远镜，来介绍光学器件的原理，引导我们钻研科学技术。每年期末考试后，老师把全班同学各科成绩印在一张“榜”纸上，最下一行是用甲，乙、丙、丁采评定“操行”，以使同学互相勉励，向好同学学习